悬疑的，文艺的，终归都是社会的（3 / 7）
门： 我感觉您对自己的经历都是真实、虚构混杂在一起的。在您的新书《最漫长的那一夜》里，都是第一人称。
骏： 对，风格也变了，用第一人称，故事叙述主体都发生在一夜之间，但是往往会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。我们发现，很多故事虽然很短，但它完整的空间却足以拉成一部电视剧，是可以讲述一个或几个人命运的长电视剧。
门： 许鞍华在《男人四十》里也用了这种手法，用一年来讲述两代人的命运轮回。
骏： 是的，那个电影我也看过，拍得非常好。
门： 所以就像您在短篇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里讲的，您在写小说之前，写过很多诗歌。
骏： 对，但都是不能拿出手的。
门： 不过后来您是怎么转去做悬疑了？
骏： 从一个打赌开始的。
门： 是不是就像写出《猎鹿人》《最后的莫西干人》等“皮袜子故事集”系列的作者詹姆斯·费尼莫尔·库柏？他开始写作生涯，就缘于他和妻子的一次打赌。你们这些骨子里流着冒险之血的人呀，都一样。
骏： 大概2000年年底的时候，我还在邮局上班，跟一位网友在网聊，当时我正在看斯蒂芬·金的小说，又看过《午夜凶铃》，就提起我也能写这样的小说，这个网友就跟我打了个赌。结果我就从2001年春开始在榕树下连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病毒》。这大概是中文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或者惊悚小说吧。
门： 也是您第一次有意识地写这种类型小说。
骏： 对，2000年圣诞节左右，网上流行一种电脑病毒，上网上着上着，屏幕就会出现一个女鬼。另一个灵感来源，是当时流行的一套考古方面的纪实文学，讲述清朝同治帝的东陵被盗墓贼挖开了，盗墓贼发现，在同治帝驾崩不久后去世的十八岁皇后的尸体，完好无损、栩栩如生地躺在那里，同治皇帝早就烂成一把骨头了。这个记载不知是真是假，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所以就写了《病毒》。
门： 看过这部盗墓书的人应该不少吧，但只有您把这位苦命的皇后，写成了小说女主角。
骏： 对，我给她的灵魂命名“阿鲁特氏”，是个蒙古贵族，“阿鲁特小枝”，后来就把“小枝”这个名字沿用到其他作品中。
门： 后来那个网友呢？
骏： 第二年，《病毒》出版后，那个网友却失联了，她笔名叫“23”，也在榕树下创作过大量小说。后来，我一直在寻找她，找了十几年，在网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，也在我主办的《悬疑世界》杂志上发过启事，直到2012年，相隔十二年，终于在微博上，我收到她发来的私信，原来她已生活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小城市。我特别感慨，那是个与上海隔着半个地球的地方，我是中午，而她那边是子夜，时间相隔十二年，一轮。原来生活才是很大的悬疑，人往往在不经意之间，被人改变命运，或者改变别人的命运。
门： 所以您作品中那些被偶然触动命运玄机的故事，终于照进了您自己的现实生活。对了，也是在《病毒》中，无处不在的叶萧警官第一次出现。
骏：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写下一本、下下本，只是自然而然地写了这个人物，又在不同作品中让这个人物越来越丰富多彩。
门： 挺像最早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侦探小说，还有他的追随者柯南·道尔的“福尔摩斯系列”，或者中国古典文学里的狄仁杰、包公故事。
骏： 虽然没有刻意延续什么传统，但我们这些作家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之上的，不可否认。
门： 说到作品之间的联系，陈果老师您那四部电影中，人物也是交错出现，比如《细路祥》的结尾，小朋友祥哥骑单车去追被遣返的内地小姑娘阿芬，关键时刻犯乌龙，追错车，却看到中秋和阿屏、阿龙三人过街，这很像基斯诺夫斯基对《红》《白》《蓝》“三色”系列的处理。这是预先设计的吗？
果： 前面的三部曲有剧本，但拍《香港制造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要拍三部曲，但这部戏的成功，却让我整个人开窍了。
门： 听起来跟蔡骏当初写悬疑的情况很像，怎么个开窍？
果： 香港的主流工业一直是拍商业片，我突然拍了一个大时代的电影，自己去拍一个严肃的回归主题，又有年轻人躁动的心态，这都是社会内部必有的张力。《香港制造》的成功，使我看到回归前后那一两年香港社会的骚动，不纯粹是年轻人，连中年人都有骚动。我感觉这种东西还能继续拍下去，所以就拍了《去年烟花特别多》和《细路祥》，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把它们都串起来。
门： 题材也从香港延伸到了内地。
果： 《细路祥》是讲香港很大一部分人到内地去结婚、生孩子，因为年份没到，回不去（香港），小孩又跑去香港，不肯回（内地）……这些小孩子的故事其实是香港家庭的延伸和破裂，那时候太多这种家庭。《榴莲飘飘》又是一个成人故事，年轻人卖娼，中国刚改革开放，对整个自由世界感受还是很模糊，这种职业当然是社会大污点，但人性就是这样，拍电影就是要拍这些来反映社会反映人物。这就是四部电影的慢慢延续。前两部还是关于本土的社会演变，而《细路祥》开始说与陆港关系不一样的东西，到《榴莲飘飘》更是延伸到内地，甚至拍到人物老家，也是一种跨越。
门： 蔡骏老师，您跟陈果一样，其实创作风格和心态都在变……内容也讲到个体身上很隐私的部分。我们前面说到《审查员萨德侯爵的一夜》，似乎蕴含了您对孤独小人物强烈的同理心。
骏： 我主要在写当下中国大多数人的性苦闷，也有一种社会批判，即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了，大部分人就处于苦闷的状态。
门： 陈果老师，您也一样，非常真诚地在《榴莲飘飘》里关怀了一个弱小的性工作者。您写的人物似乎都在寻找归宿，这些缺乏归宿感的“多余的人”的困境，往往在电影里能制造出“好看”的戏剧冲突。香港这个移民城市的特殊身份，使这城市与人物一样缺乏归宿感。
果： 我们上一代人，从内地逃避苦难、政治运动，离开家乡，到香港来重建自己的家庭。这个事情全世界都有，是一种国际语言。人的挣扎、彷徨、迷惘都是人性，到处都有，不单是我们的电影有。 ↑返回顶部↑
骏： 对，风格也变了，用第一人称，故事叙述主体都发生在一夜之间，但是往往会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。我们发现，很多故事虽然很短，但它完整的空间却足以拉成一部电视剧，是可以讲述一个或几个人命运的长电视剧。
门： 许鞍华在《男人四十》里也用了这种手法，用一年来讲述两代人的命运轮回。
骏： 是的，那个电影我也看过，拍得非常好。
门： 所以就像您在短篇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里讲的，您在写小说之前，写过很多诗歌。
骏： 对，但都是不能拿出手的。
门： 不过后来您是怎么转去做悬疑了？
骏： 从一个打赌开始的。
门： 是不是就像写出《猎鹿人》《最后的莫西干人》等“皮袜子故事集”系列的作者詹姆斯·费尼莫尔·库柏？他开始写作生涯，就缘于他和妻子的一次打赌。你们这些骨子里流着冒险之血的人呀，都一样。
骏： 大概2000年年底的时候，我还在邮局上班，跟一位网友在网聊，当时我正在看斯蒂芬·金的小说，又看过《午夜凶铃》，就提起我也能写这样的小说，这个网友就跟我打了个赌。结果我就从2001年春开始在榕树下连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病毒》。这大概是中文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或者惊悚小说吧。
门： 也是您第一次有意识地写这种类型小说。
骏： 对，2000年圣诞节左右，网上流行一种电脑病毒，上网上着上着，屏幕就会出现一个女鬼。另一个灵感来源，是当时流行的一套考古方面的纪实文学，讲述清朝同治帝的东陵被盗墓贼挖开了，盗墓贼发现，在同治帝驾崩不久后去世的十八岁皇后的尸体，完好无损、栩栩如生地躺在那里，同治皇帝早就烂成一把骨头了。这个记载不知是真是假，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所以就写了《病毒》。
门： 看过这部盗墓书的人应该不少吧，但只有您把这位苦命的皇后，写成了小说女主角。
骏： 对，我给她的灵魂命名“阿鲁特氏”，是个蒙古贵族，“阿鲁特小枝”，后来就把“小枝”这个名字沿用到其他作品中。
门： 后来那个网友呢？
骏： 第二年，《病毒》出版后，那个网友却失联了，她笔名叫“23”，也在榕树下创作过大量小说。后来，我一直在寻找她，找了十几年，在网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，也在我主办的《悬疑世界》杂志上发过启事，直到2012年，相隔十二年，终于在微博上，我收到她发来的私信，原来她已生活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小城市。我特别感慨，那是个与上海隔着半个地球的地方，我是中午，而她那边是子夜，时间相隔十二年，一轮。原来生活才是很大的悬疑，人往往在不经意之间，被人改变命运，或者改变别人的命运。
门： 所以您作品中那些被偶然触动命运玄机的故事，终于照进了您自己的现实生活。对了，也是在《病毒》中，无处不在的叶萧警官第一次出现。
骏：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写下一本、下下本，只是自然而然地写了这个人物，又在不同作品中让这个人物越来越丰富多彩。
门： 挺像最早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侦探小说，还有他的追随者柯南·道尔的“福尔摩斯系列”，或者中国古典文学里的狄仁杰、包公故事。
骏： 虽然没有刻意延续什么传统，但我们这些作家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之上的，不可否认。
门： 说到作品之间的联系，陈果老师您那四部电影中，人物也是交错出现，比如《细路祥》的结尾，小朋友祥哥骑单车去追被遣返的内地小姑娘阿芬，关键时刻犯乌龙，追错车，却看到中秋和阿屏、阿龙三人过街，这很像基斯诺夫斯基对《红》《白》《蓝》“三色”系列的处理。这是预先设计的吗？
果： 前面的三部曲有剧本，但拍《香港制造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要拍三部曲，但这部戏的成功，却让我整个人开窍了。
门： 听起来跟蔡骏当初写悬疑的情况很像，怎么个开窍？
果： 香港的主流工业一直是拍商业片，我突然拍了一个大时代的电影，自己去拍一个严肃的回归主题，又有年轻人躁动的心态，这都是社会内部必有的张力。《香港制造》的成功，使我看到回归前后那一两年香港社会的骚动，不纯粹是年轻人，连中年人都有骚动。我感觉这种东西还能继续拍下去，所以就拍了《去年烟花特别多》和《细路祥》，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把它们都串起来。
门： 题材也从香港延伸到了内地。
果： 《细路祥》是讲香港很大一部分人到内地去结婚、生孩子，因为年份没到，回不去（香港），小孩又跑去香港，不肯回（内地）……这些小孩子的故事其实是香港家庭的延伸和破裂，那时候太多这种家庭。《榴莲飘飘》又是一个成人故事，年轻人卖娼，中国刚改革开放，对整个自由世界感受还是很模糊，这种职业当然是社会大污点，但人性就是这样，拍电影就是要拍这些来反映社会反映人物。这就是四部电影的慢慢延续。前两部还是关于本土的社会演变，而《细路祥》开始说与陆港关系不一样的东西，到《榴莲飘飘》更是延伸到内地，甚至拍到人物老家，也是一种跨越。
门： 蔡骏老师，您跟陈果一样，其实创作风格和心态都在变……内容也讲到个体身上很隐私的部分。我们前面说到《审查员萨德侯爵的一夜》，似乎蕴含了您对孤独小人物强烈的同理心。
骏： 我主要在写当下中国大多数人的性苦闷，也有一种社会批判，即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了，大部分人就处于苦闷的状态。
门： 陈果老师，您也一样，非常真诚地在《榴莲飘飘》里关怀了一个弱小的性工作者。您写的人物似乎都在寻找归宿，这些缺乏归宿感的“多余的人”的困境，往往在电影里能制造出“好看”的戏剧冲突。香港这个移民城市的特殊身份，使这城市与人物一样缺乏归宿感。
果： 我们上一代人，从内地逃避苦难、政治运动，离开家乡，到香港来重建自己的家庭。这个事情全世界都有，是一种国际语言。人的挣扎、彷徨、迷惘都是人性，到处都有，不单是我们的电影有。 ↑返回顶部↑